| 时间 |
年表内容 |
| 2009年 |
2009年的夏天，大白熊不幸死去，加上妻子对院子的不安全感觉因素，在画家李汉的邀请下，工作室又搬到了“宋庄九号艺术区”。在这里进行创作和生活的董青源、李汉、姜寻、游浩、观一、李沣，尽是与菏泽师专艺术系有牵连的艺术家，这里自然也成了菏泽籍艺术家的聚场，散在宋庄他处的管勇、庞永杰、仝凌飞、盛东、李亚平也是九号的常客。话说来，这些人也都是曾经参与鲁西南艺术群体或者深受其影响的艺术家。
在九号艺术区的三年间，“瓶子”系列作品是我的主要创作方向，艺术语言也相对的更加明确和清晰。这三年成了我艺术创作中的一次高峰期。
2009年在力波村画廊经理大曹的推介下，保利博物馆的谷尊先生和古玩界的马克先生成了我的艺术合作伙伴。同年，在歌华大厦举办了个人作品展。对展览的各个系列作品，北京大学的彭峰老师给与了很好的学术方面的意见。2010年在文津国际艺术中心又一次举办了个人作品展。之后，“花瓶”系列参加了“力波村 |
| 2008年 |
2008年元旦，王励均搬到了吉祥伯乐艺术区，而我租了小堡村北街村民盖的大院。为了看家护院从老家把自己可爱的大白熊拉到了宋庄，溜溜狗，种种菜，过得悠闲自在。小堡是宋庄最早的艺术村落，也是圆明园东村艺术家最先落脚的根据地，方力钧、刘炜、鹿林、张国龙、白新城都住在这里，我的院子紧邻刘炜的院子，再前面是栗宪庭老师的旧居。村里艺术家集中，生活、交流比较方便。汪德龙、白新城、李险峰、魏尚河、王浩等是经常交流的画友，曾一起进修的同学亚日在小堡西街的“拿弓”艺术沙龙、大曹和阿伟先生的大风画廊，是我们常聚的地方，闲时喝喝咖啡聊聊天，出了新作品就聚在一起举办交流画展，机缘相熟，在皈依佛门的画家魏尚河、王浩的引荐下，我皈依了四川德格县埃旺寺的根秋泽翁上师。经过对佛教更多的学习和实践，自己对人生对事业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佛法的精深直接影响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物”、“状态”系列基本都是皈依以后创作的作品。这时 |
| 2007年 |
2007年，在宋庄美术馆对面北向阳光艺术区租下了自己的工作室，隔壁邻居是瑞士艺术家马修先生和雕塑家胡学富。在当代艺术市场飘红、泛滥的时代，宋庄各路艺术家们的创作状态和艺术表达方式明显的影响到我在这里的第一批创作，作品篇幅巨大、色彩浓烈，奔跑的红色人体让人看的刺激而又焦虑。记得易英老师生日那天，我把自己的作品资料拿给他看，老师说“你画的太宋庄了”，当时并不理解宋庄也有风格。
半年后，当我觉着工作室太大，一个人有点空的时候，恰逢在央美同班学习的王励均也来到宋庄，于是就约他住在一起，聊天画画。王励均的入住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做的抽象艺术，引诱我又回到了1991年前后的抽象“革被”系列情节上。在画布上面恣意妄为，一阵狂刮，两个月的时间用了两大皮箱近千支颜料，同时搞行为做装置忙的事不亦乐乎，“痕迹”系列作品的出现正是在这个阶段。那一阵子天天累得胳膊手腕都疼，说是画画感觉更像一个泥瓦匠，虽然过瘾 |
| 1999年 |
1999年成立了招远一平设计公司，也算有了正规的事业，公司业绩非凡，随着商业的稳定，经济的充裕，北漂的念头又开始在心里萌发。2004年以后，先是想考研，为英语所阻。但是开始不断地进京寻找落脚机会，先后拜访过北大的陈玉龙、朱青生、徐佩元等老师，受益匪浅。2007年，中央美院人文学院易英老师办的“当代艺术与批评”进修班，让我有了一个很好学习机会，虽然时间短暂却成了我艺术创作的动力和留在北京的契机，学习班结束后，在同学汪德龙的帮助下，去了通州宋庄，在画家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
| 1997年 |
1997年，在招远市文化馆做了《回归“革被系列”图像展》个展，1998年在招远市大观园文化市场开了个玉器古玩店，干了两年没卖什么东西，却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老玩意儿，没想到现在也成了古董了。 |
| 1996年 |
1996年开始，风景画基本不再过问，转而创作了一批以“生命”、“性意识”为主题的系列作品——“生命”“午夜”“景象”等。在招远艺校的老师李安鼓动下，96年在县文化馆做了自己的第一次个展。我的作品在县级小城的出现，也着实引起了县级文化馆的震动，借着这次展览的机会，受丁善俊先生的邀请进城筹备投资组建艺术学校，但是由于各种地方因素最终导致计划流产。1997年办学无果，此后的几年间，我有先后在招远市开了广告公司、画廊、玉器店、古玩店、不锈钢公司,最终广告公司和不锈钢厂成功生存了下来。
以生命为主题的作品一直是这几年的主要创作方向，其中还创作了一些水墨画，从这批作品里也或多或少的反映了自己那些年的心态。社会阅历的丰富，使自己增加了更多的对人生的反思。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大多是奔跑着的人体，色彩浓艳，让人感觉到一种压抑和狂躁。 |
| 1993年 |
1993年离开北京回到了招远县农村老家.直到到1996年，我都是在蹭着父母的饭碗的情况下，继续着自己的艺术创作。环境的改变常常会影响到绘画的方向和风格，乡村风景成了我描绘的主要对象。三年间画了一大堆的风景，每天早出晚归。父母自然是看不懂，也看不惯。那几年是惹得父母生气邻居犯愁，甚至在我后来离开家的几年里，那些画竟然成了母亲冬天的烧火柴，记得周围邻居三叔二大爷常说我：“你自己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也不找点活干挣点钱，整天画这些东西干啥？！”听到这些我心里总是很不服气，虽如此，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严苛，自己终于有一天突然开窍想挣钱了，直接原因是有一次要给北京的董老师写封信，最后竟然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人也许就是这样，念头不来总是麻木的，旦夕一念生起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乎，借钱加赊账，从倒买黄金首饰、建磨推砂、晒土炼金，我是撞上哪门干哪门。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禁止个人黄金类生产经营，经 |
| 1991年 |
1991年菏泽师专毕业后，得知董超老师到北京画院进修，我马上辞掉工作赶到了北京。在团结湖附近租了画室，两年间常常是奔走于团结湖和圆明园画家村之间。说是画室，其实也就几平米的小箱屋，和北京画院学习的王非，搞行为艺术的朱冥都租住在同一个农民的家里。大量的读书看展览成了这两年最主要的事情。东方、西方、哲学、美术，什么都看，如饥似渴。其中对自己的艺术思维影响最大的要数中国的易经、八卦，德国的尼采、胡塞尔，法国的笛卡尔、英国的休谟、瑞士的皮亚杰等，在绘画方面则主要关注马列维奇、莫迪利安尼和巴尔蒂斯。这其中胡塞尔的现象学、马利维奇的绘画对我影响尤甚。这两年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经历也成了我今后走向职业画家道路的坚定基础。
当时北漂的从艺之人大都经济困难，我当然也不例外，为了生计甚至打着八卦图跑到三里屯做了一阵算命先生，再加上菏泽师专的几个同学的资助，使我基本能够专心的钻研艺术。
油彩和画布对于当时的我来 |
| 1989年 |
1989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大展”是对我触动最深的展览，我感受到了艺术的激情、力量和无限的可能性。董超老师也是参展艺术家之一。作为鲁西南艺术群体的发起人，他和当时国内各个主要的艺术群体均有学术的交流和同志的情谊。特别是和西南群体的艺术家叶永青、毛旭辉等交往甚密。 |
| 1988年 |
1988年到了高中毕业时候，考大学自然无望，父亲知道我喜欢画画，听说菏泽师专招画画的学生，就又把我送进了菏泽师专艺术系。1988-1990年在菏泽师专的两年学习使我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乐趣，事实上从一进校门我就像换了人一样，这也许和结婚也有很大关系。可能是双方父母担心已定的婚事出问题，于是我和妻子在1989年元旦完婚。
在菏泽师专我基本每天与莱州的顾晓君同学在一起学习、画画、玩，。在艺术系里面，董超（董青源）老师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他当时是85时期“鲁西南艺术群体”的组织者，也是艺术圈里有名的激进派，大学的两年他的教诲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多年以后，也是在他的鼓励下真正走上了画画这条路。
那时我基本是从印象派风景和塞尚的静物开始学习绘画技艺的。教色彩的李顺亮老师视塞尚为祖师，常常为我们灌输塞尚之伟大。当时对塞尚的静物并不是很理解，莫兰迪的静物对我吸引力更多一些，最喜欢的是意大利画家基里科的作品 |
| 1985年 |
1985年，初中终于熬到头毕业了，我总算脱离了苦海不再被人欺负。父亲走了后门，让我上了县城的一中。在高中三年里，也许是对初中三年生活的报复或逆反，我就像出了监狱的囚徒，成了曹县一中头号无人能治的坏学生。恶事做多了连自己都不记得，每次高中同学相聚都拿我的事当笑料，说我那时一年四季穿一个绿军大衣，从不离身，因为里面什么也不穿，连内裤也没有，夏天就把大衣里的棉花掏出来当风衣穿。
那时夏天在宿舍睡不着觉，常常睡在操场中间，有时被雨淋了都不知道，早操的时候，全校的学生就是在围着我跑圈。被校长、班主任无数次的揪着耳朵拖到教务处，自己好像还觉得很是的风光。
高三的时候搞得饭碗、书本、课桌都没了，到墓地里捡了一个头盖骨当饭碗。自己的课桌只剩了三条腿，连桌面都没了，三条腿上只横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放着头骨，我就裹着脏兮兮的军大衣无聊地坐在那儿。学生在食堂领饭排队时，只要我一去所有人都得闪一边，因为端着“头 |
| 1983年 |
1983年在贫穷的鲁西南地区，曹县桃园乡第十一中学开始了我的初中生活。初中的那三年对我来说就像一场地狱之旅。当地有着极其排外的民风，像我们这种外地人，基本是人人痛恨、喊打的目标。父亲是乡里工商所的所长，向商户收钱的工作定会招人嫉恨。于是，乡里的大人们欺负父母，孩子们就欺负我，星期天我就缩在家里，从不敢出门。我家离学校大概有四五里地的样子，每当晚自习回家的时候，路上总有两三帮孩子等着揍我，挨揍几回后就再不敢走大路，也无小路可绕，唯一可以躲开他们的地方是很大的一片坟地，那时对挨揍的恐惧已经超过了对死人的恐惧，无奈每晚只好穿过那片坟地快跑回家。没过多久我就对坟场产生了莫名的亲近，对活人的恐惧变成了对死人的好奇与关注，没事晚上经常领着弟弟带着火柴趴在坟地里吓唬路人。那几年正赶上电影“少林寺”上演，加上当地人习武成风，于是自己领着弟弟也是苦练武功。在那种环境下，我的学习自然一塌糊涂，初中这三年对自己 |
| 1982年 |
在山东招远县金岭完小，我读了五年小学，记得姑妈是村里出了名的巧手，能写会画，耕作之余就是画大字报，满街的贴，内容当然就是打倒四人帮之类。我就跟着去刷浆糊纸，很快就喜欢上了画画。在姑姑的启蒙指导下我开始了涂鸦，而连环画里的人物——岳飞、秦桧、刘关张……是我模仿描绘的主要内容。没想到年轻的姑姑三十多岁就得癌症去世了，姑姑是家里的主劳力，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姑姑的去世使我的存在成了问题。万幸的是父亲命不该去，肝病治好了。1982年，读完小学我就又被送回了父母身边。也就是在这一年，在父母的包办下，我和现在的妻子订了婚，这一年我12岁。 |
| 1976年 |
对自己儿时最清晰的记忆，是村里的老奶奶为我叫魂。
因为偷吃了打蛔虫的药糖，我被父亲从村头的老窑堆上踢了下来，吓掉了魂。现在仍清晰的记得：我看到母亲拖着一把大扫帚在前面走着，扫帚上罩着一件我穿的棉袄，她一边走一边喊着我的小名，我就这样跟在后面一直走回家。而实际情况是，我一直都在家里的床上坐着。很多年来，我对这次记忆的情景不甚理解，四十岁皈依佛门后，我才真正能理解人的灵魂是可以离开肉身的。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的童年也伴随着这个动乱而荒唐的时代而终结。这一年父亲得了严重的肝病，在医生宣布无救的情况下，弟弟们被分别送给了几个亲戚，我被接回老家爷爷的身边。 |
| 1973年 |
从5岁开始，我就被送进乡里的学堂，在一年级呆了三年。关于上学，模糊记得，自己总是挎着灰绿色的大书包，从来没有从身上取下来过，里面有什么也不知道。就这样，一直坐在教室里的地上。据母亲说,我特别胆儿小，一个人在街上，别人在地上画个圈儿不准我出来，我就一直站在里面，不敢动也不敢回家，经常尿湿自己的裤子。 |
| 1970年 |
1969年或者是1970年，不能准确确定是哪一年，出生于山东省曹县楼庄乡。 |
